1986年陈永贵逝世同事无一人送别成唯一送别领导

　　在当时经济情况异常严峻、连年遭受自然灾害的情况下，不仅没有伸手向国家要一粒救济粮，还反过来向国家贡献了大量生产盈余。

　　分到土地后，陈永贵激动得一夜没睡。他没什么文化，也写不出什么华丽的文章。

　　不久之后，他担任了大寨村的生产委员和党支部书记，带领着自己的乡亲们，不断刷新着粮食生产的纪录。

　　他们用简陋的施工器具，在山地上平整出一块块梯田，极大地增加了村里的耕作面积。

　　紧接着，陈永贵又带领村民兴修水利，用科学的方法灌溉农田；在农闲时期，他还带人给土地追肥，为来年的生产做准备。

　　粮食的总产量，也较十年前猛增七倍。即使在荒年里，大寨的粮食也足够自给自足。

　　每次开会之时，他仍然穿着一件普通的对襟外衣，头戴白羊肚毛巾，和田间劳作的农民一般无二。

　　他的烟瘾很大，平时没事就喜欢抽上一口。在农村，他抽的是最一般的大叶子烟。

　　不过，他抽的却是最便宜的那一种，每一盒才三毛钱。这种烟很辣口，但陈永贵却乐此不疲。

　　他没有拿过国家一分钱的工资，所有的收入，都是靠着大寨村每天1.5元的工分补助。

　　进京之后，这样的收入难以保证生活，于是党中央决定，每个月都给他36元的生活补助。

　　但是，他将大部分的钱，都捐出来支援家乡的农业建设，自己则仍然过着清贫的生活。

　　即使是有客人来访，他也只是用一碗普通的面条招待。这样的副总理，也同样是天下少有。

　　在他进入中央之后，山西省委曾经私自做主将陈永贵家人的户口，全都迁往北京。

　　于是，他向毛主席提出，自己想要来一个“三三制”，也就是将三分之一的工作时间，用来在搞农业的实践工作；再用三分之一的时间，去其他地方搞调研；剩下的三分之一，则用了处理中央的工作。

　　主席很理解陈永贵，当即予以批准。从此后，陈永贵便会三天两头地出现在大寨的田间地头，和自己的乡亲们一起劳动。

　　虽然这些交集，给人的感觉并不是那么的和谐，但却能体现他们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。

　　所以两人相识之后，便有了不少的共同语言。可一旦谈及农业生产，两人便很容易产生分歧。

　　全国各地的土地情况、气候和农作物都不一样，北方的经验无法照搬到南方，两人的分歧，大部分是因此而产生的。

　　1976年之后，为了迅速提高农业水平，安徽省开始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。

　　1980年，中央的领导工作，开始变得越来越专业化，对人的文化水平要求越来越高。

　　陈永贵感到力不从心，于是主动提出了辞职。他搬离了自己在交道口的旧宅，去了干部公寓居住。

　　他会自己种些菜，每年收成了，除了留下部分自己食用之外，剩下的全部送给食堂。

　　陈永贵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消息，并且提出不再治疗，将药都留给其他需要的。

　　在弥留之际，陈永贵叫来了自己的秘书，向中央表达了最后的遗愿：不要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，丧事一切从简，只要将骨灰撒到大寨的土地上，他就心满意足了。

　　党中央尊重了他的意见，没有进行隆重的悼念活动，只举行了一个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。

　　不过，在听到消息后，立刻赶到了追悼会现场，为这位农民的副总理送上了哀思。